弱势儿童接受优势教育

第一次对“出国”有比较具体的概念，是在大一陪同学去咨询留学的时候。那是北京银河SOHO附近的一家艺术培训机构，教室里摆满了不同语言的教材，茶几上插着五颜六色的小旗。“35万一年”是老师报给我朋友的基本价。坐在他旁边的我愣住了。毕竟三天前我还在纠结奖学金申请里到底要写3万还是5万的家庭年收入。

其实，陪他来这里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，并不是因为陌生的信息让我紧张，相反，从我记事起，我对不同国家的想象就很开放，只是到现在为止，十几年来，我刻意关闭了自己的信息渠道。

孩子的教育和经济状况错位会怎么样？假期里，我读了学者郑亚军的《进士之后》。这本书因揭示不同阶层大学生职业道路分化之谜而备受关注。看到经典的《大学生分类四象限》后，我突然发现，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因为我正处在“目标控制”与“直觉依赖”之间，在“自主驱动”与“迷失”之间跳跃——我是一个接受了优越教育的孩子，但我的家庭却急转直下。

郑亚军《科举之后：大学生未来分化之谜》一书中的“大学生未来四类分类”图。受访者中，“控制目标”者多来自优势家庭背景（包括城市户籍、沿海地区、财富/教育/社会资源丰富），而“依靠直觉”者多来自弱势家庭（包括农村户籍、内陆地区、财富/教育/社会资源丰富）。

小时候，我对世界的认知，大多来自妈妈。在那个云南西南角的偏远小镇，她成为最年轻的大学老师，也是当地第一个生完孩子就读研究生的女性。在我短暂的记忆里，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，总是在书房或者飞机上度过。她喜欢出差回来带回不同语言的动画 DVD，会向幼儿园请假，带我去旅游。

2006年初冬，当我们看着飞机飞过玫瑰色的云层时，她指着窗外对我说：“你看，云层下面有一座小城市，叫北京。以后我们还会去更多的地方。”

其实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。2007年，母亲意外离世，对全家造成毁灭性打击，家里除了生存，其他开支不得不缩减，原本温和乐观的父亲也变得暴躁忙碌，在他努力赚钱打官司的时候，我只能抱着无人理睬的“小狗史努比”，坐在草地上和蚊子打交道度日。

2015年，我读高一，好不容易恢复往日风光的家庭又一次落魄了。父亲因为一件意外事件丢掉了工作，在我得知这个消息的前几天，他还谈着要送我去美国留学。我心里涌起一种巨大的讽刺感。转头看着桌上的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做一名“小镇考生”竟然是我，也是当时很多孩子唯一的选择。

从此，做“好学生”和“好女儿”成了我的“职业”和“铠甲”。这个五线小城市的教育资源在（本来就落后的）云南省里处于垫底位置，只有挤进前几名才有希望上好学校。于是，高中三年，我和当年的父亲一样，疯狂地沉浸在这些社会上最“确定”的东西里。

高考结束后，同学们都约好出去喝酒，计划毕业旅行，我却只是拎着书包回家。打开门，看到爸爸蜷缩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锁上门，但脑袋里的紧张感还没有完全放松。为了压抑晚上不用练题的空虚和无助，我开始一一查看各大学的奖学金信息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新生报到的第一天就像一场梦。2018年的北京充满生机，夏末的阳光耀眼而柔和。一个留学生过来和我搭话，我愣了几秒，然后就聊了几句，他笑着说下周一定要来他的俱乐部。看着那个男孩跑向迎新广场，我感觉一粒小小的种子从干涸的土壤中苏醒过来。

“妈妈，这就是大学吗？”我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我们会找到办法的，对吧？”

抹去我最激情的人生经历

如同所有“小镇考生”必经的撕裂，新的城市和大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冲击。自主选择的课程安排让我有了“关于自己”的第一个哲学命题，风格各异的同学把梧桐大道变成了T台和游乐场。博物馆、展览、各种社会议题的文化活动接踵而至。

我第一次发现，“个性”和“与众不同”并不是一件坏事，慢慢地，在北京夹杂着晚风、雾霾和酒香的空气中，我的神经兴奋起来。

大一第一门选修课叫《广告与创意》。第一周，老师拿出大卫·奥格威的《穿哈撒韦衬衫的男人》图片，出于抑制不住的好奇心（其实就是想不通，这个模特虽然不帅，但为什么这么受欢迎），课后我查阅了大量资料，对比了同期男士衬衫和女士香烟广告的不同逻辑，并写下了自己的想法，发邮件给老师。没想到第二周，老师直接带领全班同学详细讨论了我的材料。我第一次感受到“我的想法被采纳”的满足感，和被表扬高考成绩好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

那时，我站在“骄傲”的父亲身边，接受着各类“亲朋好友”久违的关心，只感觉到一种仿佛历经劫难般的失重感——我“挺”过了事故和比赛，那么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？

© 绿光

但从我来到异乡的那一年开始，一扇新的大门打开了，未知的世界向我招手。大学前两年，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我感兴趣的课程和辩论队上。假期里，我和朋友一起去NGO做志愿者。不同于家乡的“以自我为中心”的思维，公益行业前辈们对社会问题的热情让我震惊，也鼓励我努力做一个有行动的人。大三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再次改变我对生活看法的议题：性别平等与女权主义。

现在说到女权主义，很多人都会调侃它是“网络热词”。但在2020年，这个没有“流量”的话题，是我黑暗生活中难得的一丝亮光。无数的自卑、不适和恐惧都在探索中得到了解答。我开始大量阅读，参与性/性别教育、女权等社会工作。我的脑海里逐渐充满了有才华、有同理心、或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抗争的女性（或非二元性别）的形象。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我的榜样，就像，有点像我的母亲。

不幸的是，当我在翩翩起舞时，我忘了枷锁和玻璃罩一直都存在。全面性教育总是需要花钱，但相关机构很难登上大型平台募集资金，在工作后期，媒体工作频频受限制，加上很多人对这个话题存在误解，我们表面上用爱和微笑支持受到性别歧视的伴侣，但我们自己却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经济和精神压力。

更糟糕的还有学校的评估体系。2021年读研期间，我本想凭借成绩和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报考梦想中的学校。然而报名期间，朋友的毕业论文涉及媒体（主要是性别报道）被“质疑”，学长也建议我的实践经验“最好不要写在简历上”。

毕业在即，我的好朋友们纷纷跳槽到大公司和其它城市。我手里紧握着本科最后一年的奖学金，在银行门口犹豫着要不要先回家。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家人对我最近性教育活动的评论：“这是女孩子做过的最丢脸的事。”

面对印着笑容满面的证件照的简历模板，耳边响起家人对我说“读研容易找工作”、“省吃俭用”、“稳定是福”的声音，我按下Delete键，将自己最热血的人生经历全部抹去。

那是大学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光，我觉得自己再也笑不出来，整天躺在硬床上，每呼吸一次都带着泪水，毛孔紧绷得喘不过气来。连续几个晚上，我只能靠和朋友打电话熬过去。寒假前一天，辩论队的朋友Yudi拉我出去吃酸菜鱼，她刚刚放弃了研究生保送和香港提前录取，去美国留学，虽然对不确定的结果和上涨的学费还有些忐忑，但还是耐心地关心我的情况，说：“虽然有些突然，但我觉得你不妨考虑出国？”

我笑了，心里却没有笑，突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，五年前爸爸问我要不要去美国迪士尼坐过山车的情景，在我眼前闪过。

“我没开玩笑，我只是觉得你适合出去，而且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，不需要花那么多钱……”玉迪的声音很轻，显然不想揭开这个“伤疤”。其实这几年，我多次听到朋友、老师提到我“适合出去”，但越是得到这样的鼓励，我就越敏感地感觉到现实与现实的差距，越是相信这个梦想遥不可及。

机票、住宿、学费、生活费，留学的每一笔开销都足以让我们全家操心。在第一次搜索之后，小红书频繁给我推荐考牛津/剑桥/LSE、雅思8.0分的秘诀。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我太脆弱，我开始反思自己是太贪心还是太坏。最后，我选择了“最熟悉的方式”——开通新账号，避开了所有的信息。

“嗯……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”我像故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一样回答着玉蒂。她没有回应，起身去还餐具。我只是低头看着桌子。眼前的汤似乎变成了一口深井。

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

原本的成长环境的焦虑与恐惧，使得青春期之后的我，把友情当成了人生的灯塔。

2022年，毕业、老友的离去，让我不得不独自面对未来。虽然我无比感激在这所学校读硕士的“安全”和“低成本”的生活方式，但面对熟悉却不再有熟人的校园，我无法和新室友分享进入新环境的喜悦。对我来说，这里不再是理想的启蒙之地，而是一个雾霾、出行审批、间歇性封锁、学杂费通知的地方。

一天中午，班长突然在群里转发了一条关于“中欧奖学金项目评选”的通知。中欧？奖学金？我的“穷大学生雷达”开始响了。学校国际处老师在电话里给我做了介绍，解答了我的疑问。其实开学的时候我还去看过她一次。幸好这次是线上聊的，她不会再看到我问项目费用时怯生生的表情了。

简单来说，这是隶属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留学生项目。所谓公派留学，就是国家出资资助一部分学生出国留学，毕业后再回国服务两年。高福利也意味着高难度，申请者需要经过中国学校、国外学校、国外基金会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四轮筛选。这类项目的不确定性比一般申请高很多，学校和专业的选择性也不高。更重要的是，整个流程会持续近270天甚至更久。

完全陌生的挑战让我再次胆怯，我拨打微信希望再次寻求雨滴的安慰，却收到大洋彼岸传来的疲惫而又不耐烦的叹息。

“我真的很烦。别再尝试了。”

这句话把我拉回了现实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长久以来的难过里夹杂着一定的自私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朋友不是我的保姆，也不是救命稻草。如果我想解开枷锁，只能靠我自己。

怀着愧疚和忐忑，我犹豫着申请。申请的初期是最痛苦的，一方面我没有申请国外学校的经验，也没钱请中介，只能向有经验的同学请教。另一方面，公派项目更倾向于支持工科和商科的学生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选择了更接近媒体的商科专业，开始了从文科转商科的艰难历程。

第一轮筛选是2022年12月到次年1月，疫情迫使很多大学生从北京逃到大理，为了完成文书，我几乎整天把自己锁在民宿里。大理的冬天异常寒冷潮湿，廉价的房间里只有一盏小小的电暖器，这束暖光在半夜被切断了。寒冷和经期的疼痛迫使我紧紧地蜷缩在被子里，手脚和空气一样冰冷，但我感觉到脸颊上流淌着热泪。

那几天，我几乎处于“疯狂”状态，每天晚上抓头、崩溃、放弃。第二天，头发凌乱、头晕目眩地打开电脑。新冠病毒的入侵，让我不得不回到家。“再坚持一天”，我在火车上用头撞玻璃窗，愤怒地嘟囔道：“明天要是真的累得动弹不得，我就辞职了。”

上传完文件，我终于放松了几秒，接下来就是准备笔试和面试了。对业务的不熟悉，让我又陷入了乱糟糟的模式。在厚厚的课本前草草画画的时候，一个之前实习公司的小老板突然联系了我。

“我最近加入了 XX 公司，正在寻找实习生，”她发信息说。“也许你可以推荐几个人？”

“那我呢？”我被自己的快速反应吓了一跳。我和大三的时候一样“鲁莽”：

“让我试试看。”

©《百万美元女孩与苦涩女孩》

申请的第二阶段比我想象的要快，2023年2月，我拖着行李赶往上海，新的实习确实很辛苦，但也让我接触到了一些商业世界的方方面面。

异常规律的生活开始了。白天处理数据（其实我看不懂），晚上准备国外大学的面试题。国内公司的实习其实并没有给我直接的国际面试帮助，但有商业相关的经验总能让人有点底气。工作到半夜的时候，我甚至开始有玄学的幻想：我抓住一切机会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的运气会不会好一点？

其实，选择这份工作除了功利，还有其他原因。长期以来，理想世界与现实的来回反复，让我陷入内耗和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。我习惯扮演照亮他人的角色，但近年来，社会让人越来越无力。梦想叙事崩塌，求学、找工作变得艰难。想起二战期间，很多居民为了避免精神崩溃，会连夜参与搜救、搬尸体等工作。“如果还想继续坚持下去，就需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。”

好不容易进入稳定期，争吵开始爆发。父亲听说项目要持续2年，勃然大怒。继母误以为我是自己打算出国留学，私信提醒我家里的情况。虽然我知道全额奖学金和自己的积蓄应该可以养活我，但一次次的解释、劝说、道歉，让我的精力疯狂消耗。甚至当亲戚们夸我“随和、有主见”时，我还是没回过神来：哪个孩子想从小就“随和”？谁想一遍又一遍地“证明自己”？

读高中时，我特别喜欢一句话：“人生就像一条长长的锁链，如果没有在这值得纪念的一天打下的第一个环节，你就无法体会这样的人生。”那时，我并不知道狄更斯的《远大前程》一书，只觉得人生有无数伟大的邂逅和可能。当我深夜给家人写“解释信”时，我才明白，“可能”和“选择”往往是一种特权。我比有家人支持的留学生更焦虑、更恐惧，但与没有被这个项目学校连上的学生相比，我当下的“痛苦”也是一种特权。

深吸一口气，我决定不再抱怨自己。第三轮考核随着春天的到来而来，翻译专业的好朋友吾吾每周都帮我做模拟面试，我们共同的朋友也在五一假期来到北京。那天，朋友的小出租屋里，满是小锅咕咕作响的声音和云南雷鬼音乐。我悄悄关上门，走下楼梯，顺着砖红色的墙和黄昏的光线来到社区花园。在余晖中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最后一次模拟练习。我发现，以前那些我笨​​手笨脚的单词，我都已经很熟悉了。

不知不觉，我已经练到月色渐明，朋友叫我回去吃红烧鸡翅，一只小狗耷拉着脑袋从我身边走过，我挥挥手指跟它打招呼：“嘿，小狗，如果没有狄更斯的链接，我们又会在哪里呢？”

但我们还要去很多遥远的地方

“如果老师问你为什么坚持这个项目，你会提到你的家庭情况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但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。”

申请公派项目其实是一个冒险的决定。我是学校里第一个入围的学生，教务老师对我未来的安排感到困惑——我是否能同时完成国内和国外的学位？我是否应该推迟在国内毕业？我如何筹集没有资助的预科学费？我从一个世界排名并不高的学校回来后如何在国内找到工作？

QS*（国际教育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）、资质认证、性价比……这些信息都是小红书和知乎“教”给我的。

在社交媒体上，留学常常被贴上“反内卷”“可能”“另一种选择”的标签。资深博主在评估顶尖大学序列，读国际中学的人教你“从零开始，半个月拿到8分雅思”。艰难通过第三轮复习后，我发现同学们已经拿到了好几份全职中介的offer。当朋友说一年10万的学费（如果自费的话）“不贵”时，我顿时“入迷”了，然后释然地笑了。的确，对一些人来说，“出门看世界”并不是一件难事。

然而，当我在租住的房子里扫着屋檐上的灰尘时，当我练习说话时跌跌撞撞地自嘲时，当我从宿舍跑到楼道里才敢响应留学委员会的号召时，我慢慢意识到，公派出国留学并不是一个“选择”。

对我来说，这更像是一种“补偿性青春期”——成长的标志不是“懂事”或盲目听从别人定义和赞扬的事情，而是你开始真诚地为一个愿望付出，意识到个人成功或失败的背后往往存在着结构性问题。但如果你还不愿放弃，那么在这些既定的结构里，不要停止思考，不要停止抓住任何有可能的瞬间。

从上海飞往布达佩斯的飞机上 © Siyu

同样，在这段漫长的冒险中，我更加明白一个好的支持网络对年轻人有多么重要。我那些二十出头的朋友，情况各不相同，但大多数都处于人生最迷茫的时期。正是这些人对我毫无保留的爱，以及我对他们毫无保留的爱，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克服了对未来的恐惧。暑假离开宿舍前，我偷偷给室友留下了一封长信。上出租车时，书包里又多了几张贺卡。其中一张上面写着：

“未来你前进一尺，还是后退一寸，都会对应不同的美好时刻，你的每一个选择，都让人期待。”

收到最终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正是家乡夏天的最后一个夜市。

灯光与人群，没有带来节日的气氛，我走过繁华的城市，独自坐在桥边，光影在指尖流淌，少女的时光，终于悄然离去。

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不是狂喜也不是解脱，你只是能够呼吸，感受到这个隐藏着雨水和草香的温柔夜晚以及一种巨大的、难以形容的孤独。

这种孤独感似乎伴随我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在增长。高中时，为了做好班长，我有意识地保持积极开朗的心态。直到有一天我去交作业，才听到办公室里的老师说：“那孩子，成绩和性格一直都很好。不过听说他家境不太好，总感觉有点郁闷。”

其实，我并不完全支持“原生家庭归因”的逻辑。人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个体选择的背后往往交织着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网络。当年轻人无法在社会叙事和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时，难免会感到迷失。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警示我们——这个世界还需要大量的记录和聆听，还有很多欢乐、痛苦、故事和可能性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发掘。

在去机场的路上，父亲承认他之前的愤怒更多是出于愧疚。我回答说，他没必要给我所谓的“最好的生活”，这几年他已经给的够多了。当我被痛苦包围的时候，我其实并没有在意他的无助和痛苦。

“人生漫长，社会复杂，也许有些人只是运气不好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向窗外望去，看见一架飞机飞过玫瑰色的云层。

“但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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